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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中国要有效抗日，除了大力抗击民族敌人而不能外，还要对本国社会进行根本，其措施就应该是改变代表官僚买办和封建豪绅的体制，实行、改善民生。抗战时期，蒋介石也谈“抗战建国”，提倡强调“礼义”的“新生活运动”。不过高层同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关系紧密，自身家族又在战时继续膨胀，未搞任何社会，这使国统区的经济日益恶化，党部、和军队的更为严重，其控制面积至抗战末期还大为缩小。中国领导的根据地在1937年夏天只有人口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至1945年夏天发展为拥有1亿人口的19块解放区，其根本原因就是将民族、两个结合在一起，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这一恰恰又代表了实行、改善民生的人类进步大潮，因而受到国内进步团体和人士的一致称赞，连1944年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报告都预言中国的未来将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