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他形象地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他进一步强调：“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1956年推出的历史课标，涵盖小学、初中、高中，相当完备、细致，“苏式”的印记十分明显，推动了历史教育的规范化。但因分量过重、内容过深，师生普遍反映比较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年，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展开了，中苏关系开始变得微妙，通过《论十大关系》等，对照搬苏联模式提出了，两年后(1958年)更是直接点评了教育系统模仿苏联经验的做法：“我们从苏联搬来一大批，搬得最多的是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