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华北时局的严重性，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的，以他个人和等28位红军高级将领的名义，于1935年12月1日致信蒋介石，希望他能和联合抗日。信中说：“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遭千秋之。”“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极，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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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战后对日处理各项原则是建立在对日本军国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之上的，是对人类社会持久和平与安宁作出的严肃思考，是同盟国以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和血的代价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