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他们的根据是充足的。军事上，中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上，国民、军人、也纷纷倒戈。大清王朝末代很快成为伪“满洲国”元首。1935年11月大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又出现一个夹在日本人与国民之间、以实行“华北自治”为主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布文件“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还与日本驻屯军订立《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及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眼看华北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成为东北之父。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土肥原贤二成为华北之父。中国三个伪敏、汪精卫、梁鸿志先后就职。敏与汪精卫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投降日本更早，在汪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处处抬梁鸿志、压敏，让另一个大周佛海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中国人真无出息也！”
从历史的角度看，评价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和一个人物，不能只看一时一事，更不能“一俊遮百丑”。人们承认及其一些将领在抗战中做过有益的事，却不能以此掩饰其的一面。例如蒋介石在抗战时的爱将汤恩伯因在南口抗日打过硬仗一时全国有名，然而他在管辖河南时民谣有“河南四殃：水、旱、蝗、汤”之称，豫籍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又称以“汤”害民最甚。当时第五战区司令官李仁回忆，他接到汤恩伯部民财、民田、民女的状纸都厚达盈尺，而蒋介石却这个爱将。如今一些网络上的“国粉”、“蒋粉”大力一些有名的将领，以他们对日本打过仗为借口称其为“抗日名将”一味，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就是否认中国的合，这就不是史学争论则是意识形态的现实斗争。
客观地讲，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对于落实《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确立的各项对日处理原则的态度还是认真的。但是，随着冷战突起，美国推行“杜鲁门主义”，美苏分道扬镳，美对日战后处理的态度也随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