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在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讲过这样一番话：“从中国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和军事，只不过是阶级的一种职业。在和军事上与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谁掌握，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1938年抗战最艰苦阶段，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另一个设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只有留给中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