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新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早在抗战初期的1937年10月11日，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就满怀深情地指出:“伟大的时代已经来到，中国民族正在开始写她真正历史的第一页。”“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直到现在，敌顽强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动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我们从灭种的危机中，开始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
显然，这一印象既不符合战争规律，也不符合事物一般的演变规律。在《论持久战》中，将中国抗日战争界定为持久战，并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三个阶段。以“七七”事变为战略防御阶段的开始，以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开始；但何时转为战略——战略进攻前的过渡阶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
鉴于华北时局的严重性，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的，以他个人和等28位红军高级将领的名义，于1935年12月1日致信蒋介石，希望他能和联合抗日。信中说：“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遭千秋之。”“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极，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