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中国虽然不处于执政地位，但历来主张为了反对共同敌人，不同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组成反的国际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斗争。中国的努力不仅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世界反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握有权的政党。它有几百万军队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是难以形成的。当中华民族处在存亡的最危急关头时，当自身的也处在存亡的最危急关头时，他们改变过去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在抗战最初阶段有过积极表现，进行过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会战，以后也始终不曾放下抗战的旗帜，并在湘北、鄂西、昆仑关、滇缅等战场上打了一些很好的仗。这些是值得赞扬的，是对国家民族有功的。”
蒋介石在战前研究南京的第三次会议上，力排众议，采取了唐生智的，为大国形象，做出短暂坚守的决定。这一决策在上讲是正确的，关键是坚守的时间，要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来决定。可惜在这一点上，他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要军队坚守一两个月，这显然是做不到的。日军打赢淞沪会战，士气旺盛，军力甚锐，不待国内大本营正式命令，不停顿地主动进攻南京。而南京守军大部分是从淞沪战场上先后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未经休整补充；少部分是从战略纵深调上来的军队（如川军），立足未稳；防御工事大部分尚未完工，怎么可能坚守一两个月呢？蒋介石对仗和军事仗没有分清，把仗当做军事仗来打，严重了正确的战略总方针。当得知日军正在包围南京，守军有被围歼的时，又从保存力量出发，不问具体情况，立即撤退。也不知是因为害怕担责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又不做明确，仅让口头转告。在不得不直接时，仍含糊其辞，说“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择机撤退”。电报发出后，次日又有，再以形式要求唐生智“仍以持久坚守为要”，希望“能多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统帅心存犹豫，徘徊在撤与守之间，对守城指挥官和部队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