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原因是，上层决心不大，基层不抓落实。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全面抗战前把沿长江一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后，即在下成立了首都防御建设委员会，委派中央军校教育长兼京沪战区司令张治中负责，下设设计、工程建设等机构，勘察了从上海到南京和南京郊区地形，制定了建设规划。早在1932年12月成立城塞组，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主任，在顾问指导下，在南京以东、东南和江阴、镇江、江宁等要塞建筑和整修“国防工事”。南京战之前，首都卫戍军司令唐生智又亲自视察了其中一些主要阵地。在上海、南京之间构建了吴（县）福（山）线和（无）锡澄（山，即江阴）线两条“战略防线”，构成南京接近地战役防御地带。然而规划虽然很好，但没有充分落实。有的只落实在纸上，实际上没有动工；有的正在修筑中，甚至枪炮声临近了，民工还在干活；有的建完了，具体和质量不符合战术要求，等于白建；有的把工事钥匙交给当地的保长保管，战事临近保长带着钥匙跑了。部队要么找不到应进驻的阵地，要么进驻不了工事，要么工事要重新。所有这些战前设施，除了明城墙阵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外，其余等于没有。
在每个关键时刻，中国都表示了全力支持反侵略战争的鲜明态度，始终在为建立国际反同盟而不懈努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中国就向美、英、苏三国提交了采取共同行动的书，表示“中国现决心不避任何，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败”，不订立单独媾和条约。次日，中国对德意日宣战，召开多国联合军事会议，商讨协调军事行动。这些举措对建立国际反同盟发挥了积极作用。1942年1月，世界不同、意识形态和教的国家，在打败的共同目标下走到一起，由美、英、苏、中领衔，26个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同盟，从根本上改变了反与的力量对比，加快了战争胜利的进程。
193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给来华考察的卡尔逊交待了一项特殊任务：“希望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眼里的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卡尔逊从上海来到山西，会见了八军总司令等人，先后考察了晋绥、晋西北、晋中、冀中等敌后根据地，并专门赴延安对进行。从亲身的经历中，卡尔逊得出一个论断：中国领导的中国必将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他有着同样判断的还有众多来到延安实地采访的外国记者。史沫特莱曾激动地说：“延安使我兴奋，延安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美国作家也写道：“在日本人阵线后方‘举起他们的’来的，是不知疲倦的农民，是游击队。他们是看不见的，也是无所不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