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进步的中国人其实都知道，抗日战争进行的是所说的民族、两个——“对外帝国主义的民族和对内封建地主的”。衡量哪个政党、哪支军队或哪个代表人物在抗战中的贡献，同样要用这两把尺子，即一方面看其是否积极抗日，另一方面看其是社会进步还是的制度。中国在抗战期间同片面抗战的根本区别，正在于很好地完成了这双重任务，不仅在敌后打鬼子战绩辉煌，也建立了代表中国未来的广大解放区，这就名副其实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是主动请战，临危受命。他在担任闲职（训练总监）几年后，淞沪会战后期南京即将成为下一个战略防御要地时，才以军法执行总监身份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他所指挥的部队，几乎都不是他的旧部，在军内派、山头林立的情况下，他能否指挥得动都是问题。当然，唐生智对“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总方针是清楚的，对防守南京的战役也是明确的。他明确“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可是他的战役指导与战略方针严重脱节。如果按照蒋介石打仗为主、军事仗为辅的要求“短期”，在南京只要坚守几天、十几天，做出大国姿态，就应步步防守、步步后撤，最终有序撤离，放弃南京。但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唐没有预先做出撤离南京的完整计划和相关准备，既没有事先预定的撤退方案，也没有组织必需的交通、工程和后勤保障等工作，更没有在战前进一步疏散人口（南京人口约103万，战前还有50余万），坚壁清野，清理通道，准备战场的工作。这也是造成战失败后，大量军民拥堵在江边，遭日军俘获和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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