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初，经过国共两党磋商取得共识和谅解，确定战略分工与战略部署：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以打正规战为主；八军担任侧面及敌后作战，以打游击战为主，并且在总的战略下进行自主的指挥。在长期的抗战进程中，中队逐渐实行了正面战场的内线持久防御作战和敌后战场的外线速决进攻作战，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基本作战样式，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从而陷敌于两面作战、腹背受击的被动局面。据日方资料，日军在1938年10月之前和1944年4月之后期间，用于正面战场的兵力较多；中间的5年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较多。因此，两个战场巧妙配合，同时牵制了大量敌军兵力。>>
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中国要有效抗日，除了大力抗击民族敌人而不能外，还要对本国社会进行根本，其措施就应该是改变代表官僚买办和封建豪绅的体制，实行、改善民生。抗战时期，蒋介石也谈“抗战建国”，提倡强调“礼义”的“新生活运动”。不过高层同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关系紧密，自身家族又在战时继续膨胀，未搞任何社会，这使国统区的经济日益恶化，党部、和军队的更为严重，其控制面积至抗战末期还大为缩小。中国领导的根据地在1937年夏天只有人口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至1945年夏天发展为拥有1亿人口的19块解放区，其根本原因就是将民族、两个结合在一起，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这一恰恰又代表了实行、改善民生的人类进步大潮，因而受到国内进步团体和人士的一致称赞，连1944年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报告都预言中国的未来将属于。
邓永耀后，《新华日报》(华北版)于1939年4月11日刊载了《纪念邓永耀同志》一文，对他的业绩给予了崇高评价。武邑县军政民在他的墓前立了一块碑，碑文述道：“邓公永耀先生，江南有志之士也领导东纵驻军来武，以身作则，英勇杀敌，先后数十役武邑群众相见最切，相感最深。”这段话表达了人民对他这位抗日烈士最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