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放弃速战速决的方针，停止战略进攻，改取战略持久作战，对国民采取以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对正面战场实施局部有限攻势，不再以攻城略地为主，而以打击和削弱中队的“反消耗战”为主；积极扶植伪，巩固占领地区的，大力占领区内的抗日游击部队，并实行经济政策。针对日本“以战养战”、“以华制华”图谋，中队以“面势”制约敌之“点线势”，扩大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军、新四军为主的中队手中。如八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对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山西为主的敌后战场。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是主动请战，临危受命。他在担任闲职（训练总监）几年后，淞沪会战后期南京即将成为下一个战略防御要地时，才以军法执行总监身份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他所指挥的部队，几乎都不是他的旧部，在军内派、山头林立的情况下，他能否指挥得动都是问题。当然，唐生智对“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总方针是清楚的，对防守南京的战役也是明确的。他明确“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可是他的战役指导与战略方针严重脱节。如果按照蒋介石打仗为主、军事仗为辅的要求“短期”，在南京只要坚守几天、十几天，做出大国姿态，就应步步防守、步步后撤，最终有序撤离，放弃南京。但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唐没有预先做出撤离南京的完整计划和相关准备，既没有事先预定的撤退方案，也没有组织必需的交通、工程和后勤保障等工作，更没有在战前进一步疏散人口（南京人口约103万，战前还有50余万），坚壁清野，清理通道，准备战场的工作。这也是造成战失败后，大量军民拥堵在江边，遭日军俘获和的重要原因。
1936年，国内对于王润兰奥运会赛事的报道尽管如此，王润兰在奥运会期间的出色表现还是受到了很多国内外的关注，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愤愤不平的王润兰决心一定要在下届奥运会上一雪耻辱，打出中华拳王的威风，给中国人争口气。